外国美术史第六章：20世纪美术

第六章 20世纪美术

第一节西方现代美术

　　被称为“现代主义”或“现代派”的美术，是指20世纪以来具有前卫和先锋特色、与传统美术分道扬镳的各种美术思潮和流派。19世纪末即已开始流行的“绘画不作自然的奴仆”，“绘画摆脱对文学、历史的依赖”，“绘画语言自身的独立价值”，“为艺术而艺术”等观念，是现代主义美术体系的理论基础。

　　较为明显的现代主义绘画风格首先见于法国野兽主义画家们的作品。以H•马蒂斯为代表的一群年轻画家，在1905年的巴黎秋季沙龙中，展出一批风格狂野、艺术语言夸张、变形而颇有表现力的作品，被人们称作“野兽群”。

　　1908年，另一群年轻画家以P•毕加索、E•布拉克为代表，在法国推出立体主义绘画。立体主义的原则最初出现在毕加索的油画《亚威农少女》(1907)中。这幅画被认为是传统美术与现代美术的分水岭。立体主义用块面的结构关系分析物体，表现体面重叠、交错的美感。野兽主义和立体主义都从非洲雕塑中吸收了养料，它们的艺术语言与传统法则相去甚远，标志着现代主义已进入自我确立的阶段。与此同时，在德国有1905年组织的桥社，1909年成立的青骑士社。它们的美学目标和艺术追求与法国的野兽主义相似，只是带着浓厚的北欧色彩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的特色。

　　如果说立体主义受工业科技的影响，表现物体静态的美，那么在意大利兴起的未来主义(1909)则在现代工业科技的刺激下，用分解物体的方法来表现运动的场面和动的感觉。他们还热衷于用线和色彩描绘一系列重叠的形和连续的层次交错与组合，并且试图用线来描绘光和声音。

　　与绘画思潮相对应，雕塑领域内也出现有现代风格特征的雕塑家，如含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因素的比利时人格奥尔格•米内(Georg Minne，1866—1941)、德国人威廉•勒姆布吕克(Wilhelm Lehmbruck，1881—1919)。意大利未来主义画家兼雕塑家博乔尼(Umberto Boccioni，1882—1916)于1912年4月签署了关于雕塑艺术宣言，并把未来主义的原则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代表作有《在空间连续的形》(1913)等。

　　现代主义思潮在俄国也相当活跃。除了受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影响产生的一些社团外，俄国的构成主义对艺术探讨如何表现工业美方面有独特的贡献。

　　首先从事抽象主义艺术创造的是参与德国青骑士社活动的俄国画家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他用点线面的组合、构成，参照音乐的表现语言，用绘画来传达观念和情绪。他的著作《论艺术中的精神》(1912)、《点、线、面》(1923)奠定了抽象主义的理论基础。他既从事抒情抽象绘画的创造，也在几何抽象方面有所探索。俄国画家马列维奇于1913年左右创建的至上主义，属于几何抽象的范畴。奠定几何抽象主义理论基础和在艺术实践上有重要贡献的是荷兰画家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创建的风格派(De Stijl)。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瑞士苏黎世出现的达达社团(Dadaism)，其影响波及欧美各国。达达主义反对战争、反对权威和反对传统，同时也否定艺术、否定一切。达达的虚无主义和反传统的精神，贯穿在整个西方现代文艺的进程之中。在平面绘画中采用拼贴，把偶然性、机遇性运用在美术创造中，是达达对现代美术语言的贡献。代表人物为M•杜桑、皮卡比亚等。

　　超现实主义社团(Surrealism)是从达达社团内部分化出来的。它直接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中汲取思想养料，并以弗氏的理论作为这一艺术运动的指导思想。超现实主义的美术家们从儿童、精神病患者、梦境中汲取灵感，致力于探讨人类经验的先验层面，试图突破现实观念，把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和梦的经验相糅合，以达到一种绝对和超现实的境界。出其不意的偶然组合、无意识的发现、现成物的拼集等手法，是超现实主义画家们常常采用的手法。从1924年到30年代末，是超现实主义美术的活跃期。30年代以后，作为运动，超现实逐渐冷寂，但许多重要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仍然活跃于欧美画坛。代表人物有恩斯特、马格利特、达利、米罗、马宋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产生的抽象表现主义(又称“行动绘画”或“纽约画派”)是集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成的流派。它强调创作者行动的自由性、自动性和无目的性，把创作行动本身提高到重要位置，已经孕育着以创作者的行动作为艺术传播媒介的因素。继抽象表现主义之后产生的“硬边抽象”、“后绘画性抽象”是几何抽象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化和发展，也说明艺术从强调主观感情到侧重于客观表现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与抽象表现主义完全相悖的“波普艺术”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波普艺术的兴起，说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

　　现代主义雕塑领域中最杰出的人物当推布朗库西、阿尔普、亨利•摩尔，他们拓展了雕塑的观念，在探索新的时空观念和艺术语言(包括质材和形式感)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后现代主义”(Post Modernism)是5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主要是美国)继现代主义之后前卫美术思潮的总称。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建筑领域，后来逐渐扩展到美术其它部门。它的含义并无明确的界定。美国美术史论家L•史密斯把战后西方美术的发展趋向概括为：“从极端的自我性转向相对的客观性;作品从几乎是徒手制作转变成大量生产;从对于工业科技的敌视转变为对它产生兴趣并探讨它的各种可能性。”后现代主义的中心转移到美国纽约。

　　波普艺术一方面沿着与科技结合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又向实际生活渗透。

　　向实际生活环境渗透的结果，便产生“综合艺术”。最早制作综合艺术的是美国新达达主义人物R•劳申伯格和J•琼斯。

　　与此同时，在使艺术品具有“综合感受”方面，出现了一种被称作“最少派艺术”的派别。最少派艺术的作品象工厂的产品一样，注意标准化、规格化，毫无个性。最少派的美学观念是：越是共性大的作品被观众认知和理解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个性和特殊性强的作品，只能被少数有修养的人认知和欣赏。艺术品不仅要作用于视觉，而且应该作用于听觉、触觉，甚至嗅觉的美学主张，以及艺术的目的是制造“整体情景”的见解，促使“环境艺术派”、“偶发派”和“表演派”的出现。

　　概括地说，后现代主义美术有下述特点：
　　①企图突破审美范畴，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
　　②从传统艺术、现代主义艺术的形态学范畴转向方法论，用艺术表达多种思维方式;
　　③从强调主观感情到转向客观世界;
　　④对个性和风格的漠视或敌视;
　　⑤从对工业、机械社会的反感到与工业机械的结合;
　　⑥主张艺术平民化，广泛运用大众传播媒介。

　　后现代主义虽有与现代主义背道而驰的一面，但本质上是现代主义的继续与发展。现代主义美术是西方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产生的，是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重要变革，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极其复杂、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极为深刻的哲学思考。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是，现代主义的美术在对待社会、人、自然与自我的关系上失去了平衡，关系是扭曲的。他们采用的语言是荒诞、寓意和抽象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艺术家表现了现代人们(包括艺术家们自己)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感觉到他们对现实生活消极、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感觉到他们思想上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当然，也正是现代主义美术作品的这些特征，使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因为它们是西方现代社会和人们精神生活重要方面的写照。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复杂的艺术思潮中，除了咄咄逼人的现代主义思潮外，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现实主义思潮和流派。除在苏联占主流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外，西欧和美国不少艺术家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写实的手法。

　　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KaBthe Kollwits，1867—1945)是一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寄以深厚同情的艺术家。她用油画、木刻、铜版、石版和雕塑等形式，表现德国社会的贫困、战争的创伤和工人的悲惨遭遇，以及被压迫者的奋起反抗。1898年她创作的以《织工暴动》为题的铜版组画，1903—1908年的《农民战争》组画以及20—30年代完成的《战争》、《死亡》组画，还有她创作的独幅版画《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都是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在油画方面，德国画家奥托•纳格尔(Otto Nagel，1894—1967)表现战斗无产阶级的形象，也很突出。出生在瑞士、长期在法国活动的斯丹伦(Alexandre Steinlen，1859—1923)以真挚的感情、朴实无华的语言描绘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可贵的是，他的一些作品描绘了法国无产者的斗争，如石版画《罢工》、《解放者》等。他的宣传画《巴黎公社万岁》、《街》等有强烈的社会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1889—1972)才思敏捷，创作精力极其旺盛，且勇于探索新形式。他创作的木刻组画《一个人的受难》、《我的忏悔》、《光明的追求》、《一件惨案》、《灵感》、《城市》以及《从黑到白》等，都是二十世纪版画史上值得推崇的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欧洲美术界兴起“新现实主义”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艺术家大多是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经验的、革命政党的成员。他们要求艺术家用新的现实主义的语言来反映生活，推动人民斗争的事业。

　　在法国这个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富热隆和塔斯利茨基。五十年代是富热隆(André Fougeron，1913— )的创作盛期，他创作了大型油彩和素描组画《矿乡》、《制干酪的女工》、《睡着的奴柰》、《巴黎画派》等。60—70年代，一系列表现法国政治生活中重要事件的作品，也颇有特色。波利斯•塔斯利茨基的绘画风格受表现主义影响，他主要表现人民的英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出现了描绘战争灾难和人民悲惨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通常被称作“悲惨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格鲁别尔和贝那尔•毕费。60—70年代，在法国画坛上活跃的、值得注意的现实主义画家还有阿罗约、奎柯、阿佑、皮农-恩斯特。

　　1937年意大利进步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在米兰创建了《科林特》杂志，参加的有穆奇、古图索、曼苏等。古图索(ReAnato Guttuso，1912— )和穆基(Gabriele Mucchi，1899— )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意共党员古图索在1947年与一群艺术家组织“新美术战线”。50年代的代表作品有表现抵抗运动的油画《阿尔拉里奥大桥战役》、《审讯》。60年代的油画《讨论》、《街景》、《墙报—1968年5月》，内容有强烈的现实性，形式上很有现代感。1972年创作的油画《陶里亚蒂的葬礼》，把现实和幻想的场景交织在一起，是现实主义语言探索的新成果。穆基的油画有《正在休息的渔民》、《布拉格起义》等。安尼戈尼(Pietro Annigoni，1910年生)也是当代意大利著名的写实主义画家。

　　英国美术界最出色的现实主义画家布伦格温(Frank Brang-wyn，1867—1956)，以表现工人生活见长，他的铜版组画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的灾难。英国的“尤斯顿大道画派”的青年画家们，也常常以工人区的生活为题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出现了一个社会现实主义的派别，它被称作“厨房里的污水槽派”，作品主要反映日常生活。英国的G•萨瑟兰是现代著名的写实主义肖像画家。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现代文艺思潮的两大派别。它们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推进世界美术取得更大的繁荣。有人以为现代美术思潮的发展趋势是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尽管现实主义在本世纪受到了现代派的猛烈冲击，尽管它的内部产生了复杂的派系，尽管部分现实主义画家受到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它仍然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着现实生活并不断充实和丰富着自己的表现语言。现实主义的美术内容贴近现实生活，语言通俗易懂，是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前途的。现代主义也在不断的演变发展中，向更高级的阶段迈进。

　　第二节苏联美术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在美术领域中的第一批措施就是在民主的原则上改组美术教育机构。1918年春列宁签署了《纪念碑宣传计划》的命令，一些进步的艺术家响应了列宁的号召，到1922年先后建立183座纪念碑(部分为设计稿)。例如安得烈夫(1873—1932)在莫斯科马索维特广场所建的自由纪念碑(苏联宪法纪念柱)。马特维耶夫(1878—1960)于1918年在彼得格勒的斯摩尔尼宫前建立的卡尔•马克思纪念碑。后来著名雕刻家沙德尔(1887—1941)、穆希娜(1889—1953)、梅尔库罗夫(1881—1962)、马尼泽尔(1891—1967)等人都响应号召，从事纪念碑雕刻的创作。

　　在绘画方面1922年建立了“革命俄罗斯画家联合会”，画家们认为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符合一定的历史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新型的现实主义，他们倡导了“英雄现实主义”风格。这个联合会的成员有：布洛茨基(1884—1939)、切普错夫(1875—1950)、格列柯夫(1882—1934)、格拉西莫夫(1881—1963)、约干松(1893—1972)等人。1923年巡回画派决定与革命俄罗斯画家联合会合并。

　　1925年出现了架上画家协会，其中包括杰依涅卡(1899—1969)、比门诺夫(1903—1977)等人。他们认为新的艺术不仅包括内容，同时也包括形式，他们的艺术受到1905年在德国出现的表现主义的影响。

　　20年代的革命历史画具有记录历史的特征，如布洛茨基的《1917年列宁在普基洛夫斯基工厂演讲》(1926)及《列宁在斯摩尔尼宫》(1930)、杰依涅卡的《保卫彼得格勒》(1928)、格列柯夫的《投奔布琼尼部队》(1923)、彼得洛夫-沃特金(1873—1939)的《政委之死》(1928)等等。

　　20年代的肖像画也取得丰硕成果。马留金(1859—1937)的《富尔曼诺夫肖像》(1922)、列雅什斯基(1895—1962)的《女代表》(1927)都具有新时代典型人物的特征。20年代的风俗画中，切普错夫的《乡村支部会议》(1924)是一幅刻画农村劳动者走上政治舞台的作品。

　　曾经是“青玫瑰派”的萨里扬(1880—1972)和库兹涅错夫(1878—1968)以及“红方块王子派”的冈查洛夫斯基(1875—1956)和马施柯夫(1881—1944)在苏维埃时期的创作是很有意义的。他们丰富了造型艺术领域里的体裁和艺术手法。他们的风景画、静物画都很出色。

　　这个时期的雕刻艺术比起19世纪下半叶有了蓬勃发展。马特维耶夫的《十月革命》(1927)中的工农兵形象是通过人体来表达的，因为作者始终认为人体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形式。沙德尔是最有才华的雕刻家。他曾受联共(布)中央委托直接对照列宁遗容做像。他的《圆石块—无产者的武器》(1927)是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手法来塑造的劳动者的形象。这件作品成为苏维埃时期第一批经典作品之一。另一位以“列宁形象塑造者”著称的安德烈夫塑造了一系列思想深刻的列宁形象。他曾获列宁允许，到克里姆林宫中仔细观察列宁日常活动，并速写下来。20年代，苏联的艺术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接触新的现实，探求新的方法，逐渐形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由于在劳动和文化战线上的胜利气氛，使得30年代美术成为奋力探求表达时代精神的纪念碑艺术。这个时期的雕刻艺术成绩辉煌，穆希娜为巴黎国际博览会苏联馆所作的《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1937)获得世界荣誉。马尼泽尔的《夏伯阳纪念碑》(1932)体现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慨。托姆斯基在列宁格勒所作《基洛夫纪念碑》(1938)是非常成功的作品。梅尔库罗夫为莫斯科运河所做的列宁纪念碑(1937)高达22米。列别杰娃在30年代的肖像雕刻也很突出，例如她的作品《契卡洛夫像》(1939)。

　　在30年代的肖像绘画中，阿•格拉西莫夫画过不少国家和军事领导人物肖像，他的《列宁在讲台上》(1930)至今给人留有深刻印象。涅斯切洛夫画过一系列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肖像，《科学院士巴甫洛夫肖像》(1935)是他的代表作品这一。冈查洛夫斯基的《梅尔霍利得肖像》(1938)在艺术处理上可以看到那个时期马蒂斯艺术的影响。

　　30年代的革命历史画、风俗画和风景画也有新的发展。约干松的《共产党员受审》(1932)是当时公认的比较优秀的革命历史画。杰依涅卡的新型风格的风俗画《母亲》(1932)、《未来的飞行员》(1937)等等使他获得去法国、意大利、美国参观访问的机会，并自1947年起他成为苏联艺术科学院院士。

　　在风景画中出现了工业风景，例如库普林的《巴库•油田》(1931)、比门诺夫的《新莫斯科》(1937)。另外还有巴克舍耶夫的抒情风景画，如：《蔚蓝色的春天》(1930)和克雷莫夫的《早晨》(1932)。

　　在1941—1945年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年代，卡列茨基的宣传画《红军战士救救我》(1942)、多以则的《祖国—母亲在召唤》(1941)以及库克雷尼克赛(库普列诺夫、克雷洛夫、索柯洛夫)三人集体创作的作品，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在油画创作中，著名的有：普拉斯托夫的《法西斯飞机飞过之后》(1942)、尤恩的《1941年11月7日红场阅兵典礼》(1942)、赛•格拉西莫夫的《游击队的母亲》(1943)等。卫国战争中的英雄形象给肖像雕刻带来崇高、丰富的题材。如穆希娜的《尤素波夫上校》(1942)、伏切基契的《车尔尼亚赫夫斯基将军像》(1945)等等。伏切基契于1946—1949年创作的在柏林战役中牺牲的苏军战士纪念碑群体是在52件征选作品中的优胜者。其主像《军人—解放者》深刻体现出卫国战争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崇高职责，军人一手握剑，一手紧抱女婴，充分表达出在残酷的战争中保卫人类和平的主题思想。

　　战后年代艺术家们更多倾向于风格、体裁的发掘。如涅普林采夫的《战后休息》(1951)已逐渐把军事体裁转向风俗体裁，谢洛夫的《列宁接见农民代表》(1950)溶革命历史与风俗为一体，拉克基昂诺夫的《前线来信》(1947)也属这类的风俗画。列舍特尼柯夫的《又是两分》(1952)、雅布隆斯卡娅的《粮食》(1949)，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人民生活的情景。普拉斯托夫的《割草》(1945)、《拖拉机手的晚餐》(1951)、《春日》(1954)等，反映了朴实、生动的农村生活。另一位别具一格的风俗画家丘依柯夫描绘吉尔吉斯故乡的《苏联吉尔吉斯姑娘》 (1948)、《早晨》(1947)等作品，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情。

　　战后的肖像体裁也有新的发展。科林具有自己风格的肖像创作，50年代被人们充分肯定和赞许，他的《库克雷尼克赛》群像(1958)、《萨里扬》肖像(1956)以及意大利画家《列纳托•库图佐》(1961)等作品获得1963年的列宁奖金。在战后的雕刻作品中，老一辈雕刻家柯年科夫1945年从美国归来，勤奋地投入创作。他创作的《尼诺奇卡》(1950)、《自塑像》(1954)等等受到众人好评。一些新人的作品也颇受评论界的重视。例如菲维耶斯基的《宁死不屈》(1957)、巴布林的《歌•在辽阔的原野》(1957)。阿尼库申为列宁格勒俄罗斯博物馆创作的《普希金纪念碑》(1957)获列宁奖金。基巴利尼柯夫在莫斯科马雅科夫斯基广场所作的马雅科夫斯基纪念碑获1959年列宁奖金。

　　苏联美术进入60年代以后，艺术家们在创作中更多探求在新的基础上的史诗风格。尤其在年轻一代中对现代感的要求更为迫切。例如1962—1967年伊凡诺夫所作《俄罗斯妇女》组画之一《梁赞牧场》就可以代表这个时期的创作倾向，这件作品有装饰性，有平涂感，使人联想到壁画手法。日林斯基的《苏联运动员》(1964)是在掌握古俄罗斯绘画经验的基础上的成功探索。莫耶先柯的关于国内战争时期的历史画充满诗意，他的《红樱桃》(1969)一画令人感受到战士们乐观、崇高的心灵。萨维茨基的《游击队圣母》(1967)运用简练的纪念碑性处理手法，以增强作品的史诗性。

　　萨拉霍夫是60年代画家中的杰出者，其作品《作曲家卡尔•卡拉耶夫》(1960)、《作曲家肖斯塔霍维奇》(1976)等，具有庄严、洗炼的纪念碑感，成为典•072•型的“严峻风格”的代表作。60年代的纪念碑雕刻是很繁荣的。如1967年完成的伏尔加格勒的大型纪念碑群体，是在著名雕刻家伏切基契的领导下为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牺牲的战士而建立的。纪念碑的主像《祖国—母亲》高达52米，耸立在马马耶夫高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