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美术史第四章：17、18世纪欧洲美术

第四章　17、18世纪欧洲美术

第一节　17、18世纪意大利美术

    16世纪下半期，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艺术出现了衰退现象，一些盛期的大师相继谢世，群星陨落，一时天空黑暗了许多。这时虽有样式主义艺术兴起，它毕竟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性的流派，昙花一现，不起多大作用。就是在这样一个沉寂、困扰、寻觅的时期，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有三个艺术流派终于在相互联系和相互斗争中产生了。这三个流派是：意大利的学院派艺术、巴洛克艺术和以卡拉瓦乔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艺术。

    学院派艺术：欧洲的学院派艺术首先在意大利形成。
学院派的基本主张是：要保持古代和文艺复兴盛期大师艺术的永恒性，把这些艺术看成是不可逾越的楷模，实际上是鼓吹折衷主义的艺术。比较有影响的第一个学院产生于波伦亚，史称波伦亚学院，它大约建于1590年。这个学院的奠基者之一是阿尼巴•卡拉契（1560—1609）。他们早期曾受威尼斯画派提香、丁托列托、委罗内塞等人的影响。卡拉契弟兄后来到了罗马，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折衷主义风格的学院派绘画和壁画。继卡拉契弟兄之后，学院派代表还有格•列尼（1575—1642）和乔•格维尔契诺（1591—1666）等人。

    现实主义艺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与样式主义艺术和学院派艺术相对立的是现实主义艺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卡拉瓦乔。卡拉瓦乔主义影响了整个欧洲，把现实主义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鲜明民主主义思想色彩的卡拉瓦乔艺术的产生，正是与当时意大利的动荡时代有关。16至17世纪，意大利人民的起义斗争连续不断，这种斗争也影响了一些出身于下层的艺术家。他们的苦闷和反抗的情绪必然会反映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之中。某些资产阶级的艺术史家把卡拉瓦乔看成是一个奇怪人物。其实，他正象在这个时代产生的布鲁诺、伽利略、康帕内拉这些人物一样，都是历史的必然。

    米开朗基罗•达•卡拉瓦乔（1573—1610）出生于北意伦巴底一个贫苦之家。由于他出生的村子叫卡拉瓦乔，所以别人送给他这样一个绰号。早期，他曾从米兰的西蒙•彼得尔查诺学习，在这位老师的影响下，曾接触过样式主义艺术。但是，对他艺术起着重要影响的当然还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大师的作品和伦巴底的现实生活。16世纪90年代，他来到了罗马，开始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
    他早期重要作品有：《抱水果篮的孩子》（1589）、《酒神巴库斯》（1589）、《逃亡埃及途中》（1590）、《弹曼陀玲的姑娘》（1595）以及《女卜者》（1588—1590）等。这些作品都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一生，从生活到艺术，都是一个叛逆者和革新者。约在1590年，他为圣•路易得热•德•法兰切日教堂画了著名的祭坛画《使徒马太和天使》，在画面上，有两个等身大的人物，使徒马太完全是一个农民的形象，好象在吃力地写字。由于这个人物画得十分粗野，结果引起了订货人的不满。卡拉瓦乔对宗教画的理解是：应该把流浪汉、农民、渔夫引进神圣的教堂。这种观点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这正象后来荷兰的伦勃朗把圣母画成了尼德兰的农妇一样。由于这幅作品遭到了拒绝，画家只好另外又补画了一幅。在1602—1604年间，他又完成了另一幅出色的祭坛画《基督的下葬》。这里同样没有激动不安的殉教气氛，基督好像是一位死于贫困的普通人。1605—1606年间又画了一幅和《基督下葬》性质相同的作品，这就是为圣•马利亚•德拉•斯卡拉教堂而作的《圣母升天》的祭坛画。死去的马利亚安排在画面的中央，形象真实而生动，人物和背景都笼罩在柔和的自然光中，更增强了画面的真实感，减少戏剧气氛。正是由于有着明显的革新倾向，所以这幅画比其他作品遭到了更大的攻击和诋毁。
    为什么卡拉瓦乔的画会常常引起争议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他把目光对准下层，专门画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形象，二是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抱有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他的这种怀疑与批判被一些人们看作是叛逆的表现。所以人们把他看作是“不合群的人”。我们在卡拉瓦乔其他一系列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作者是多么大胆地在怀疑和批判当时那个社会。例如在《多疑的多玛》（1595）一画中，我们看到基督的门徒多玛完全是一个怀疑派，他也许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老师能死而复活。在画上，他正毫不客气地用手挑看基督身上被钉子钉过的伤痕。在《参拜圣地人的圣母》（1604—1606）一画中，我们同样可见到卡拉瓦乔的圣母并不是一个万能者，她和普通妇女一样，虽然同情那些向她参拜的人，可是，她不能普渡众生，因为她自己也是贫穷的人。卡拉瓦乔晚期的作品有《有念珠的圣母》、《鞭打基督》、《阿•德•维尼雅库尔肖像》、《砍下洗礼约翰的头》、《埋葬圣留西》以及《牧人来拜》等。最后，卡拉瓦乔，这位推开17世纪艺术大门的人在流浪中悲惨地结束了一生，死时年仅37岁。

    17世纪意大利的现实主义画家除了卡拉瓦乔外，还不能忽视地方画派中一些现实主义的代表。他们是热那亚画派的别尔那多•斯特劳兹（1581—1644）、曼托瓦画派的多米尼加•菲奇（1589—1624）、南方那不勒斯画派的萨尔瓦多•洛撒（1615—1673）等人。

    巴洛克艺术：巴洛克（Baroque）一词的来源说法不一，比较常见的一种看法是：这个名称源于意大利语barocco，包含有奇形怪状，矫柔造作的意思。也有人认为这个名词源出于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意为形状不规则的珍珠。总之，这个名词是一个贬词，18世纪一些古典主义的理论家借用巴洛克这个词来嘲弄具有这种奇特风格的艺术。巴洛克艺术大致有如下一些特点：无论是建筑、雕刻、绘画都强调运动感、空间感、豪华感、激情感，有时还带有点神秘感。雕刻和绘画多表现宗教题材。

    17世纪巴洛克艺术在建筑方面最主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是弗•波罗米尼（1599—1667）和乔•洛•贝尼尼。弗•波罗米尼的作品是以奇特著称。他的建筑好像是艺术家的不平静心灵的反映，给人一种虚幻莫测的感觉。他的主要作品是圣•卡罗教堂（1635—1667）。

    乔凡尼•洛伦茨•贝尼尼（1598—1680）是一个无论在生活上或艺术上都是一帆风顺的人物。贝尼尼生于那不勒斯，父亲也是一个雕塑家，1605年举家迁来罗马。据说，他在8岁的时候就作了一个小孩的头像，这件事曾使他父亲大吃一惊。在他早期，红衣主教波尔盖兹为了装饰自己的花园，曾向他订购了一系列作品。为制作这些作品，贝尼尼初露锋芒，展示了他不平凡的天才，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他在1623年作的《大卫》完全不同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米开朗基罗塑造的是英雄，而他表现的却是一个常人，不再是理想化的人物而是现实中的人物。贝尼尼的《大卫》，这个人正处在吉凶未卜的激烈博斗中。艺术家在这里最大的兴趣是表现人体旋风般的运动和人物狂暴的热情。运动——这是巴洛克艺术的生命。大理石在雕刻家的手中好像失去了重量，人物的衣服随风轻轻飘起，给人以轻快、活泼和不安的感觉。早期的另外几件作品是《阿波罗和达芙娜》（1622—1625）和《普路同劫夺珀尔赛福涅》（1621—1622）等。1623年，新教皇乌尔班八世即位，贝尼尼进入教廷。当乌尔班八世还活着的时候，教皇就忙着命令贝尼尼为他建造陵墓。虽然贝尼尼为这个陵墓花费了不少心血，但是这个陵墓的雕刻并不太成功，原因在于贝尼尼为了美化这个人物，过分热衷于追求外在的装饰效果，而放弃性格方面的刻画。标志着贝尼尼雕刻顶峰的是他为科尔内罗礼拜堂所作的祭坛雕刻。这个组雕作于1645—1652年间。祭坛的灯光吸引着人们，在灯光照耀下有一组白色大理石的雕刻，人物栩栩如生。这一组雕刻由两个人物组成，一个是女圣徒德列萨，另一个是小天使。艺术家在这里很细致地表达了人物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除了室内的作品，贝尼尼的雕刻还被大量运用在装饰园林和喷水池等建筑物上。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在他领导下建造的《四河喷水池》（1648—1651）和由他独立制作的《特列同喷水池》（1637）。在建筑方面，贝尼尼也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是巴洛克著名的建筑艺术大师。他在1656—1665年间被教皇委任为建筑圣彼得大教堂前广场和柱廊的总监。此外，贝尼尼设计的圣•安德烈•阿尔•克维里纳列教堂（1658—1670）是一座更为典型的巴洛克建筑，是他的得意之作。1665年，他曾被法王路易十四邀请到法国，为的是请他参加设计卢浮宫的东正面。据记载他到法国受到极大的礼遇。他曾为路易十四作过肖像。贝尼尼虽然是一个颇有想象力的人，在艺术技巧方面也造诣颇高，但终究由于走的是一条脱离生活的道路，所以他的艺术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意大利巴洛克艺术在绘画方面的主要代表是考尔东诺（1596—1669）和卓尔丹诺（1634—1705）。

    18世纪，威尼斯画派独树一帜，占有特殊的地位。历史画、风俗画、肖像画、风景画诸方面在威尼斯都产生了一些杰出的代表，他们继续保持了现实主义艺术的传统。

    18世纪威尼斯画派最突出的代表之一是乔•巴•提埃波罗（1696—1770），他是晚期巴洛克的画家。他的艺术既受到巴洛克的影响，又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传统。提埃波罗首先是18世纪意大利最出色的壁画家。他制作的富丽堂皇的壁画，曾受到意大利和当时欧洲各国王宫的欢迎。他在威尼斯、米兰等地画了大量的壁画和天顶画，他最著名的天顶画之一是德国维尔茨堡的作品。除了壁画外，他还制作了一些架上绘画，这些作品同样是保持了构图宏大、色彩绚丽的特色。在《阿姆斐特丽达的凯旋》一画中，表现了海神之妻在水上的凯旋情景，充满了欢乐和壮丽的气氛。画面上的豪华景象令人回忆起威尼斯在过去年代里的海上光荣历史。另一幅架上绘画《梅采纳特把自由的艺术献给奥古斯都大帝》（约1743—1750），虽然尺寸并不大，但同样给人以庄严雄伟的感觉。在画面的背景上画有古罗马建筑物，画上的人物穿着古罗马衣服，金色阳光笼罩整个画面，造成一种富丽堂皇的效果。1756年他被选举为威尼斯绘画雕刻学院的院长。在60年代，他被邀请到西班牙为马德里王宫作天顶画。此外，提埃波罗还画了一些表现威尼斯市民生活的风俗画。在18世纪50年代创作的《走江湖者》一画中，他十分生动地描写了节日里人群集会的场面。他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铜版画家。他最出名的两组铜版画是：《狂想曲》和《谐谑曲和幻想》。

    与提埃波罗同时期的威尼斯画派的风景画家有：安东诺•卡纳列（又名卡纳列托）（1697—1768）、弗兰西斯柯•瓜尔第（1712—1793）等人。安•卡纳列的风景画富有抒情味，擅长描绘威尼斯的风土人情。他的《威尼斯迎接法国大使》（约1740）是一幅既描绘了风景又描绘了风俗生活的出色作品。弗•瓜尔第是卡纳列的学生。他善于作外光的描绘，描写威尼斯的天空，表现大气的流动，阳光从云层中透过，照耀着这个古老水上城市的市容。画面上常是柔和的银色调子。他主要的代表作品有《威尼斯的风光》（约1780）、《威尼斯的庭院》（18世纪70年代）、组画《放气球》（1784）等。18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的古典主义艺术日益占有统治地位。一些艺术家一心向往着古代，而不是瞻望未来。

    著名的古典主义雕刻家安东尼•卡诺瓦（1757—1822）成为当时古典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他的技巧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作品缺乏时代和生活气息。他著名的作品是《丘比特之吻》（1796）。18世纪下半期意大利艺术已经表现出衰落状态，这时欧洲的艺术中心正从意大利转到了处在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夜的法国。

    第二节　17世纪佛兰德斯美术

    16世纪发生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以北方联省的胜利——荷兰共和国的独立而告终。南部的佛兰德斯却仍然处于西班牙封建专制与天主教会的控制之下。因此，17世纪佛兰德斯的艺术受到追求奢华的宫廷贵族、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和教会团体审美要求的影响，又较多地受到同时期意大利艺术的影响，某些方面在形式风格上流于对后者的因袭模仿。于是在佛兰德斯艺术中发展了一种光彩夺目、富丽堂皇的装饰风格，与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艺术的纯朴自然的传统相比，表现出了相当的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民族独创性的丧失。与此同时，一些艺术家面对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观众欣赏趣味、欣赏要求的转变，也在努力探索如何创造一种新的民族绘画风格。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彼得•保尔•鲁本斯（1577—1640）的艺术。
    鲁本斯的父亲原是安特卫普著名的法学家，因被指控信奉新教而逃亡德国。鲁本斯诞生在德国，10岁时父亲客死他乡，随母亲回安特卫普，先进拉丁文学校，后任贵族侍从，不久，转学绘画。从学画之初即从尼德兰的民族艺术和意大利艺术两方面吸取营养。1600年，鲁本斯去意大利，任曼托瓦公爵的宫廷画家，开始了为期８年的进修。他广泛深入地研究了文艺复兴盛期意大利大师的作品，威尼斯画派对其影响尤甚。1608年鲁本斯回到安特卫普，成为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的宫廷画家，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他接受的订件之多，致使难以完成，因而成立了类似手工工场的绘画工作室，招收学生，并且请了其他画家与之合作完成。这期间，他还从事过政治与外交活动。鲁本斯的作品数量惊人，题材十分广泛，有宗教画、神话画、历史画、风俗画、肖像画、风景画、动物画等等。他将宏伟华丽的巴洛克艺术风格与尼德兰民族艺术传统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独特风格。作品形象生动，色彩明亮，装饰性很强并往往有一股澎湃的动势。他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大胆的创造精神，画了许多显示剧烈冲突的场面，如历史画《阿马松之战》体现了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画面上充满强烈的动感，气势磅礴，情感奔放。1635年左右，鲁本斯结束了他作为外交官、政治家的生涯，退隐庄园，不用助手，亲笔作画。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风俗画与风景画，体现出更多的纯朴与自然。

    那时，在安特卫普集中了许多颇有影响的艺术家，其中有老扬•勃鲁盖尔（1568—1625），其父为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师老彼得•勃鲁盖尔。老扬•勃鲁盖尔于1609年成为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的宫廷画家。他是佛兰德斯著名的风景画家与静物画家，在风景画方面受父亲画风的影响；在描绘静物花卉、花环时用笔特别细腻。1615年至1625年的10年间曾与鲁本斯合作。

    雅各布•约丹斯（1593—1678）于1615年成为安特卫普画家公会的会员，此后开始了一系列独立的艺术活动，后来接受鲁本斯的邀请，与其合作完成过重要的创作任务。如在1634至1635年间，他曾受邀参加了装饰布置佛兰德斯继任执政斐迪南主教亲王入城式的工作；于1637至1638年间，他还参加了为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狩猎宫绘制油画的工作。此后，他也曾独自创作过许多作品，直到晚年仍精力充沛。他主要的成就表现在继承并发扬了佛兰德斯风俗画派的传统。《“国王”宴饮》的几幅变体、《萨提尔在农家作客》、《丰收》等都是他最杰出的作品，描写了佛兰德斯的市民生活，充满生活情趣与乐观主义。

    安东尼斯•凡•代克（1599—1641）14岁时所绘的《自画像》已表明他是一位早熟的天才；16岁时就开始在自己的绘画工作室独立工作。1617年成为鲁本斯的自由合作者与助手，以后凡•代克在意大利工作了6年之久，形成了自己的肖像画风格。自1632年赴英国直至逝世，一直是英国宫廷与贵族的桂冠肖像画家。虽然凡•代克画过不少宗教画，但他的主要艺术成就还是表现在肖像画方面。其早期肖像画体现出16世纪尼德兰肖像画的传统，比较朴实。后来到意大利、英国画的大批肖像画的主要对象为宫廷贵族、形成典雅华丽的风格，人物含蓄的内心活动被真实而深刻地表达出来，对英国肖像画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节　17世纪荷兰美术

    16世纪的尼德兰革命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还普遍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时期，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北方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17世纪前期荷兰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那里有比较广泛的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其他国家被迫害的异教徒纷纷逃到荷兰避难，许多学者到荷兰著书立说。至1645年荷兰已有6所著名的大学，在荷兰最早出现定期刊物，报纸也逐渐普及，科学技术十分发达。新的文化气氛培养了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荷兰画派，它继承了15、16世纪尼德兰民族艺术传统，以写实、纯朴为其特点。由于荷兰人是通过英勇顽强的斗争而获得胜利的，他们能够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能力与价值，因此如何表现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如何反映人的现实生活、人的情感与愿望，就成为荷兰画派多数艺术家关心的主要课题。他们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多彩的现实世界，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周围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熟悉的各阶层人物以及美丽的自然景色。绝大多数画家都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下层平民开始成为绘画中的重要角色，绘画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大为增加。但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有追求进取的一面，也有满足现状、追求安乐的一面，荷兰小画派的某些作品过多地描绘了他们的生活琐事与闲情逸致。荷兰艺术由于写实而受到市民的欢迎，人们购得油画，悬挂室内，用以美化自己的住宅以及办公室、饭馆等公共设施，因此油画变成商品，大量进入市场。这一时期，肖像画、风俗画都获得了极大发展；风景画、静物画也成为独立的绘画科目。各类体裁之间的分工已达到专门化的程度，出现了肖像画家、风俗画家、静物画家、动物画家、风景画家等等。

    17世纪荷兰杰出的肖像画家弗朗斯•哈尔斯（约1581—1666）是荷兰现实主义画派的奠基人。1610年或1611年加入哈勒姆圣路加公会。当他作为画家开始独立创作时，正是荷兰人民革命斗争获是胜利之初，荷兰共和国正处于蓬勃向上繁荣发展时期。在哈尔斯早期与盛期的作品中充分表现了荷兰市民健康、愉快、充满生命力的形象，从20年代到30年代，他广泛地描绘了荷兰各阶层的人物，如军官、市民、音乐师、酒徒、少女、孩子等各色人物，代表作品有《微笑的骑士》、《弹曼陀林的小丑》、《吉卜赛女郎》、《扬克•兰普和他的情人》等。他刻画人物时，特别注意面部表情，善于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使画面生动活泼，决不矫揉造作。虽然多为单人半身肖像，却常常使人联想到画面之外还有其他人物，构成一个情节，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有如一幅风俗画。除了单幅肖像之外，哈尔斯还创作了一系列团体肖像画，在构图上突破了呆板、平整的布局，人物安排错落有致，善于把众多的人物按照一定情节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时期，哈尔斯创作的肖像画中充满着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他以流畅奔放的笔触表现了豪爽自信、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构成哈尔斯伟大不朽的肖像画艺术的独特风格。他的晚年作品《哈勒姆养老院的女管理员群像》、《一个戴宽边帽的男子》等多取古典构图的正面形象，画面上流露出一种忧郁的情绪。

    荷兰伟大的艺术家伦勃朗•哈门斯•凡•兰（Rembrandt Harmense Van Rijn，1606～1669）一生历经坎坷，不改初衷，勇敢坚定地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为欧洲现实主术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极其光辉的贡献，也使17世纪的荷兰绘画在世界美术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伦勃朗早年受过良好教育，在著名的莱顿大学学习过，由于对艺术的酷爱而转学绘画，20岁左右成为独立画家，1632年迁居阿姆斯特丹，创作了《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迈出了创作历程中重要的一步，显示了伦勃朗的非凡才能，并得到社会的赞誉。1634年，与莎士基亚结婚。30年代是伦勃朗生活中最幸福顺利的10年，也是他创作上获得丰收的10年。他的一些油画作品如《画家和他的妻子莎士基亚》、《参逊恐吓他的岳父》、《丹娜埃》、《有石桥的风景》等和版画作品《母亲像》、《卖灭鼠药的人》等都产生于这一时期。1642年，伦勃朗创作了阿姆斯特丹射击手公会的群像，即举世闻名的《夜巡》。本来画的是白日的活动，因年久和烟熏色彩变暗，被后世误认为是夜景。射击手公会是一些富裕市民组织的业余武装社团，在总部经常悬挂着射手队群像，表示保卫祖国的决心，不忘前人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英勇斗争。伦勃朗从这一宗旨出发，创作了一幅情节性群像，但是却由于没有按照订件者的要求，将他们排列在画面上同等重要的位置而遭到诋毁，乃至诉诸法律。同年他的妻子莎士基亚逝世，从此，开始了画家后半生坎坷道路。这次事件说明了17世纪40年代的荷兰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革命时期的进步性，只能欣赏浅薄、庸俗的东西，与伦勃朗的现实主义艺术之间产生了深刻矛盾。从此，画家的生活虽日趋贫困，他却坚定不移地恪守自己的创作原则，更加接近普通的荷兰平民、贫民以及犹太人。他的许多不朽名作皆创作于后期，如《圣家族》、数幅《自画像》、《扬•西克斯肖像》、《拉比肖像》、《椅中老妇人》、《凭窗的亨德里治•斯托斐尔斯》、《入浴的妇人》等都充分体现了以纯朴与真实为其特点的荷兰民族气派。晚年，他的第二个妻子亨德里治和儿子提图斯相继去世。1669年，伦勃朗在极端孤独与贫困中逝世，他作为肖像画、风俗画、历史画与风景画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师、杰出的版画家走完了全部的人生旅程。一生中他以惊人的才智与勤奋创作了大量作品，为人类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艺术遗产。

    约翰内斯•维米尔（Jan Velmeer，1632--1675）是典型的荷兰风俗画家，又常常被称为“荷兰小画派”的代表。他的传世作品约40幅（一说34至38幅），其中只有《德尔夫特风景》与《小巷》这两幅为风景画，虽然数量不多，却通过它们展现了画家故乡美丽而宁静的风光。1632年，维米尔就出生在这个小镇，1653年入圣路加公会，成为正式画家。1675年正值43岁却英年早逝。他一生贫困，但他的大部分作品是描绘舒适、安闲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表现周围熟悉的妇女，喜欢将通常的家务劳动诗意化。作品不以情节引人入胜，而以一种抒情情调给人美的享受。《倒牛奶的女仆》、《持水壶的女人》、《穿蓝衣读信的少女》、《花边女工》等都是他的优秀作品。他常常以清新、明亮的色彩赋予画面安适、静谧的气氛，特别喜爱运用蓝色与柠檬黄两种色彩，组成十分和谐的色调。
    在作品题材上与维米尔相近的风俗画家还有很多，他们着意描绘弹琴、唱歌、做些轻微家务劳动的妇女，歌颂荷兰市民美满的家庭生活。其中著名画家有：格拉尔德•特•特鲍赫（1617—1681）、皮特•德•霍赫（1629—1684）、加布里尔•梅蒂绥（1629—1667）等人。
    这时期重要的风俗画家还有：阿德里安•勃鲁威尔（约1605—1638）、阿德里安•凡•奥斯塔德（1610—1685）和扬•斯丁（约1652—1679）。勃鲁威尔曾经是哈尔斯的学生，并且在这位肖像画大师的画室里工作过几年。后去阿姆斯特丹加入圣路加公会，在那里闻名遐迩，受到公众的承认，1631年移居佛兰德斯的安特卫普。他继承了老彼得•勃鲁盖尔农民风俗画的传统，善于表现农民的生活。除了描绘他们在田野中的劳动之外，特别喜爱表现充满戏剧性冲突的场面，如农民唱歌、争吵或者在小酒店里喝酒的情景。代表作有《村中的酒店》、《老百姓的殴斗》等。凡•奥斯塔德也曾经是哈尔斯的学生，1634加入画家公会，一直在故乡哈勒姆工作。早期作品也多为农民风俗画，描绘农民酗酒或斗殴的场面较多，人物形象活泼而粗犷。晚期作品中，人物的形象与动作都趋向平和。上述两位画家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困顿、苦闷的状况。扬•斯丁的作品大多为风俗画，在他创作生涯的后期主要也是表现农民生活。《快乐的家庭》是画家的代表作。画面上不同年龄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尽情嬉笑，并且与周围的人进行交流，充满了真诚的喜悦，构成十分活跃而热烈的场面。

    17世纪是荷兰风景画发展进程中一个关键时期，形成了完全独立的风景画。16世纪的绘画大师帕提尼尔与老彼得•勃鲁盖尔曾经在他们的风景画作品中进行过大胆探索，使风景在画面中取得了支配地位，但他们并没有使风景摆脱人物而存在，风景仍然是人物活动的背景。17世纪荷兰的一些风景画中，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已经完全消失，风景画终于发展成为受人们喜爱与欢迎的完全独立的绘画体裁。荷兰画派的艺术家们描绘了沙丘、海滩、风车、牛群、平坦的土地、茂密的森林这些典型的荷兰风光，无处不流露着他们对祖国秀丽山川的热爱之情。
    其中最杰出的风景画家为雅各布•凡•雷斯达尔（约1628—1682）和迈因德特•霍贝玛（1638—1709）雷斯达尔早年随父亲学习绘画，50年代旅行到过许多地方，发展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景画风格：气势雄伟、充满激情，使风景画提高到具有英雄史诗般意义的高度。他经常表现的题材有湍急的流水、飞泻的瀑布、苍郁的森林、磨房的水车和风车。《暴风雨》、《急流》、《瀑布》、《埃克河边的磨坊》都是他的代表作。霍贝玛自１６５７年成为雷斯达尔的学生，深受老师的影响。1663年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发生了巨大转变，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他的作品有如优雅的田园抒情诗，在人们面前展示了荷兰乡村的宁静与美丽，那里阳光明媚，绿树成荫，洋溢着明朗乐观的情绪。
    其他著名的风景画家还有：扬•凡•戈因（1596—1656）、埃贝特•谷波（1620—1691）、小威廉•凡•德•维尔德（1633—1707）等人。

    荷兰画派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静物画也发展成为独立的绘画体裁。一些优秀的静物画家悉心观察各种日用器皿、珍肴果品，对它们做了十分细致入微的描画，使其极为真实生动。皮特•克拉斯（1597—1660）是哈勒姆颇有影响的静物画家，善于表现金属器皿与陶制器皿，还喜欢描绘盛在绿色高脚杯中的红颜色的酒，或者将黄色柠檬放在褐色和灰绿色背景前，使画面显得色彩瑰丽无比，富于变化。威廉•考尔夫（1619—1693）以擅长画荷兰与威尼斯的玻璃器皿和银器、中国与德尔夫特的瓷器而著名，出色地表现了物体的质感与光泽。亚伯拉罕•凡•贝耶林（约1620—1690）为静物画的天才画家，几乎涉足静物画的各个领域。作品构图清晰，以暖调为主，喜欢描绘鱼虾和厨房器皿，这些物体常常处于光的照射下，本身也闪闪发出微光，更显得色彩绚丽、丰富、具有非常传神的效果。

    第四节　17、18世纪西班牙美术

    17世纪上半叶，开始了西班牙艺术的黄金时期。西班牙现实主义绘画最出色的代表是里韦拉、苏巴朗和委拉斯贵支。胡•德•里韦拉（约1591—1652）出生于西班牙的巴仑西亚，少年随父去意大利，长期定居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早期曾受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提香等人的影响，卡拉瓦乔的艺术对他的影响尤为直接和深刻。从1616年起，他成为那不勒斯总督的宫廷画家。在他早期的《圣巴多罗买的殉教》（1630）一画中，画家热情地歌颂了理想中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不是神仙，而是一些肌肉健壮，面孔黝黑的普通人民，画面上，既没有宗教气息，也没有悲剧气氛。《圣伊涅萨》（1641）是里韦拉在17世纪40年代创作的另一幅具有强烈世俗气息的作品。在这幅画上描绘了一个不畏强暴，有着坚定信仰的柔弱的少女。这是一个令人起敬的形象。在她的身上反映的不是宗教感情，而是几百年来西班牙人民长期斗争的精神。除了宗教题材的作品外，里韦拉还创作了一系列出色的肖像画，其中包括有圣徒肖像以及命名为古代哲人的流浪汉、渔夫和农民的肖像。在这些作品中，更加鲜明地表现了画家朴素、先进的美学观点，美和智慧是来自于下层人民的。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笑着的德谟克里特》（1630）、《跛足者》（1642）、《雅各的梦》（1639）等。1648年后他辞去宫廷职务，在忧郁中逝于那不勒斯。

    在17世纪上半期，西班牙最重要的画派之一是南方的塞维利亚画派。这个画派有两个最杰出的代表：一个是苏巴朗；一个是委拉斯贵支。法兰西斯柯•德•苏巴朗（1598—1664）早年从一位涂染木雕的老师学艺，后来，巴切柯和老埃连拉给了他不少指导。苏巴朗的一生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他的艺术主要是描写寂静的僧侣世界。在1636年，他画的《圣劳伦斯殉教》无疑是一幅不仅在西班牙而且在欧洲也能称得上佳作的作品。画面上圣者劳伦斯正在从容地走向火刑架。他画的虽然是殉教的情节，但是画面上没有丝毫悲剧气氛。苏巴朗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肖像画家，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依•别列斯肖像》（1629—1933）、《萨拉曼卡大学博士像》（约1635）、《圣母童年》（1660）等作品。苏巴朗也是欧洲最早的优秀静物画家之一。在他画的一幅《有桔子和柠檬的静物》（1633）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在宁静的僧房中，阳光柔和地落在桌子上，暗色背景衬托出器皿和色彩清晰诱人的水果。在50年代后，他的创作开始衰退。他晚期的一些作品，日益带有更加浓重的宗教色彩。作于60年代的《碟刑》就是这样的作品。

    西班牙17世纪最著名的绘画大师是委拉斯贵支（D•R•de Silva Velazquez,1599—1660）。他出身于塞维利亚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在17世纪，塞维利亚不仅是一个贸易中心，同时也是个传插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心。在委拉斯贵支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送进了当地的老埃连拉画室学画，后又转入当时著名画家和理论家巴切柯门下继续学习。促使委拉斯贵支艺术成长更主要的因素是塞维利亚的下层生活。当时，在塞维利亚城流行着一种“波德格涅斯”的风格（即西班牙的卡拉瓦乔主义）。波德格涅斯这一名词含有小饭馆之意。由于一些古典主义的理论家们瞧不起描绘下层人民生活的风俗画，于是他们以嘲弄的口吻把这类作品通称为“波德格涅斯”的绘画。
    《卖水的人》（约1619）是画家早期的一幅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表明了他对人物性格的努力探索。画中执杯酣饮者，显然是塞维利亚街头的普通人民。这个时期委拉斯贵支创作的风俗画还有《早餐》、《音乐师》、《女混血儿》、《煮蛋的老妇人》等作品。1623年，他来到了马德里。进入宫廷不久，他就给年轻的腓力四世画了一幅骑马像。据记载：腓力四世看了这幅画后，非常高兴，并下令说，今后只有委拉斯贵支才有资格给他画像。国王并任命他为宫廷画家。
    在马德里创作的早期，他创作的《酒神巴库斯》（1626—1628）是一幅有新的特点、具有鲜明乡土风格的作品。在这幅画中除了酒神的形象有些美化外，其余的流浪汉的形象却描绘得极为真实动人。《火神的锻铁场》（1630）是画家在意大利居留期间完成的一件出色作品。这幅画的人物比《酒神巴库斯》又前进了一步，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和自然。
    1629年，他第一次去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们特别是提香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631年，他从意大利回来后，作品的色彩变得更加明亮。这种新的色彩，我们可以在《布列达的投降》（1634—1635）一画中看到。
    从意大利回来之后，他的肖像画技巧也更加成熟。这一时期的肖像画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宫廷肖像，其次是亲友的肖像，第三类是表现下层人民的肖像。在第一类作品中他创作的宫廷及上层人物的肖像有《拉弗拉格》（约1644年）、《腓力四世骑马像》（30—40年代）《奥里瓦留斯骑马像》、《巴塔萨•卡洛斯王子骑马像》（约1635）以及一些宫廷狩猎者的肖像。委拉斯贵支描绘亲友的肖像虽然不多，但是这些作品与宫廷肖像全然不同，画得很自由流畅，显得真实亲切，如《马•蒙塔涅斯像》（1636）、《拿扇子的妇人》（1648年）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
    在委拉斯贵支的肖像画中，最有价值的是他描绘下层人民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肖像。这些作品的出现，表明了波德格涅斯风格在委拉斯贵支创作中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方面要比早期显得更加深刻和多样化。大约在40年代创作的《伊索》和《默尼普》，这两幅画的形象都是委拉斯贵支取自马德里街头的实际人物。
    在1633—1648年间，委拉斯贵支还创作了一组宫廷丑角和侏儒的肖像。这些作品有《埃里•波波•德里•科林》（1648）等。画家在这些作品中主要强调的不是他们生理上的缺陷，而是他们的悲惨命运。
    1649年，委拉斯贵支第二次去意大利，在那里他完成了另一幅著名的肖像画《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1650）。在这幅肖像中，画家既表现了这个人凶狠、狡猾的一面，又表现了这个76岁老头子精神虚弱的一面。画面上，火热的红色调子表现了特有的宗教的庄严气氛，白色的法衣和红色的披肩形成了诱人的色调的对比，笔触显得十分自由，表现了艺术家的高超技巧。当这幅肖像送给教皇时，教皇惊讶而又不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过分象了。”
    他晚年最主要的作品之一是《纺织女》（1657）。这幅画描绘了两个不同的阶层：一边是正在悠闲欣赏壁毯的宫中贵妇；一边是马德里皇家织造厂繁忙而疲惫的女工。他做这样的对比很可能和他当时不满的心情有关。他在这幅画里满怀激情地有意为纺织女唱出了热情的赞歌。在晚期，除《纺织女》外，委拉斯贵支还创作了《镜前的维纳斯（约1650）、《宫娥》（1656）、《玛格丽特公主肖像》等作品。画家于1660年从法国回来不久，身染重病，于同年8月7日逝世于马德里。

    穆立罗（1617—1682）是西班牙17世纪下半期美术界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1617年他生于塞维利亚，父母早丧，最初跟古典主义的拥护者德•卡斯提奥学画。对他起过重要影响的还是委拉斯贵支和凡•代克的艺术。穆立罗的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宗教题材画，另一类是风俗画。《圣家族》（1645—1650）是穆立罗早期的一幅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宗教画。画中描绘的是一个典型的塞维利亚手工业家庭日常生活的场面。在画家的另一幅著名作品《逃亡埃及路上的休息》（1665—1670）一画中，我们看到画面上充满了宁静的田野气氛，银色的调子显得十分抒情，圣母是一个温柔典雅、富有人情味的母亲。穆立罗在宗教画中画得最多的是圣母形象，所以有人称他为“西班牙的拉斐尔”。穆立罗所塑造的圣母具有鲜明的西班牙民族风格，把西班牙妇女性格中的虔诚、宁静、善良、质朴等特点集中表现出来。这种形象是固定不变的，都有着一付椭圆型的孩童般的脸孔，张着一对大而多愁善感的眼睛。这些圣母在后期又往往被安置在一种云烟缭绕的雾气中。穆立罗的唯美主义倾向主要是指这些作品。穆立罗创作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他的风俗画。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丐童》（1645—1650）、《孩子和小狗》（约1650）、《吃甜瓜和葡萄的孩子》（1645—1655）等。

    17世纪下半期与穆立罗齐名的另一个画家是胡•巴尔德斯•莱亚尔（1622—1690），他虽然也是塞维利亚画派的画家，但是艺术风格与穆立罗完全两样，他的作品怪诞、离奇、狂暴。他所反映的情绪是对现世生活的厌恶。在《死亡象征》（1672）一画中，充满了死的恐怖气氛。尽管他的画色彩是精美的，但是并不能给人以积极的意义。在１７世纪，西班牙雕刻方面的成就显然不如绘画。由于西班牙的木雕主要订货人是教会，所以在大多数的作品中较多地保存了宗教的色彩。

    在17世纪上半期，北方的重要雕刻家是格利高利•费尔南德斯（约1576—1636），南方的主要雕塑家是胡•马尔蒂尼斯•蒙塔涅斯（1568—1649）。费尔南德斯的人物形象多有着悲剧性面孔，感情激动，表现出丰富和复杂的内心活动。他的祭坛木雕《哀悼基督》（1616）就是这样的作品。蒙塔涅斯是塞维利亚的雕刻家和建筑家，他的作品虽然也是表现宗教题材，但是，他比同代的任何一个雕刻家都更注意克服禁欲主义，努力表现人文主义的思想。他所雕的圣母像完全是人间母亲的形象。曾向蒙塔涅斯学习过雕刻的阿劳索•卡诺（1601—1667）是一个当时著名的雕刻家，也是一个画家。卡诺的风格很接近于他的老师。他为格拉纳达教堂所作的《圣母像》（1660）是他著名的传世之作。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西班牙出现了继委拉斯贵支之后另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戈雅（Francisco Jos；de Goya，1746—1828）。戈雅的故乡是西班牙北部萨拉果沙附近的一个农村。14岁时戈雅进入当地的马尔蒂尼兹画室开始学习艺术，后又去过意大利。1776年戈雅进入了宫廷，开始主要是为皇家织造厂绘制和设计一些壁毯草图。
    进入90年代，开始了戈雅创作的转折时期，画家早期那种乐天无忧的情绪，逐渐为愤怒的激情和冷静的思考所代替，当时正是法国大革命年代，革命的思想对他影响颇大。在这个转折时期里戈雅的重要作品有铜版组画《加普里乔斯》（又名《奇想曲》）、《疯人院》、《鞭身教徒的游行》以及《查理四世的一家》等。在这个时期里他还创作了不少亲友和同代人的肖像画。其中最突出的有《何维兰诺斯肖像》、《费•吉尔玛德肖像》、《穿衣玛哈像》、《裸体玛哈像》以及《伊萨贝尔•柯包斯•德•波赛尔肖像》等。在《伊萨贝尔•柯包斯•德•波赛尔肖像》（1806）一画中，画家不仅生动地描绘了画中人的娇艳外貌，同时揭示了她充满青春欢乐而富有激情的内心感情。这是一幅充满时代精神的肖像，是对人类尊严和美的歌颂。
    他的铜版画《加普里乔斯》开始创作于1793年，这个时期正是法国革命的动荡年代，社会的黑暗激怒了这位正直的画家，使他无法容忍那些罪恶和畸形社会的病态，艺术家采用了隐喻的手法把这些病态的东西一一转化为深刻生动的艺术形象，统治者象巫婆、恶魔、驴子，正蹂躏着西班牙，而人民和正义却在遭受着屈辱和不幸。
    1808年—1814年间，西班牙经历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当西班牙人民掀起反拿破仑入侵，反贵族和宗教的斗争时刻，戈雅在创作上进入热情战斗时期。《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1814）是这一时期戈雅的重要作品之一。画家在这幅画中描绘了一个十分悲壮激昂的情景，起义者不是失败者，而是精神胜利者，是临难不屈的英雄。他们英勇坚定的形象与内心怯弱、惊慌失措的刽子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战争的灾难》是戈雅继《卡普里乔斯》后第二部大型铜版组画。它的主要内容是广泛地反映西班牙人民抵抗法国侵略的斗争。《战争的灾难》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1810年—1814年间创作的，第二部分大约创作于1814—1820年间。西班牙两次资产阶级革命都失败了，热爱人民的画家戈雅的心情极为沉重，从1814年进入了他的创作晚期，这是一个苦闷而又充满希望的时期。在这一阶段里，他完成了《战争的灾难》第二部分，《聋子之家壁画》、组画《吉斯卜来介斯》以及《抱水罐的姑娘》、《波尔多卖牛奶姑娘》等作品。
    1824年后，为了躲避可能来到的迫害，他离开了西班牙。他的晚年是在法国波尔多城度过的。戈雅在1828年4月16日逝世于法国。戈雅的世界观是充满矛盾的。正象他的朋友说的那样：“戈雅他醉心于新的思想，但他又无法逃避这一个病魔的世界”。的确是这样，他的一生都在向这个病魔世界进行斗争。

    第五节　17、18世纪法国美术

    法国的17世纪被称为路易十四时代，这位称霸欧洲的君主不忘建立统一的官方艺坛。为国王及其精英服务的艺术把古代和现代思想、天主教和世俗思想兼收并蓄，并让现实描写带上神话的外表。它崇尚古典精神，表现出严正、高贵、酷爱秩序的特点。其主要画家大多到意大利观摩学习，甚至长期居住，他们以希腊、罗马为典范，受到卡拉奇折衷主义、卡拉瓦乔强烈对比的手法及威尼斯色彩的影响。
    乌埃（1590—1649）在意大利生活13年，归国后任路易十三的首席画师，在巴黎地区的香底怡、圣日耳曼昂莱、枫丹白露作了大量壁画。从现存卢浮宫的《丰盛》、《神庙中的拜见》、《对神庙的献祭》中可以看到他明亮丰富的色彩，宏大的气魄，优美的环形节奏，以及和谐的衣褶造型。

    普珊（1594—1665）18岁瞒着家里到巴黎学习雕塑和绘画，30岁定居意大利。1640年，他被请回法国，为枫丹白露王宫和圣日耳曼大教堂作画，任宫廷首席画师，并领导装饰王宫的工作。但法国画家的敌视与不合作态度终使他愤愤而去。《萨宾妇女被掠》、《摩西遇救》、《诗人的灵感》等作品使我们感到这位古典主义大师既崇尚古代艺术，又善于发掘自然的美；既服从感觉，又尊重理论；既有纯熟技巧，又有高昂热情。《阿尔卡迪牧人》以一块石碑作为画面中心，上面的铭文指出这便是传说中的乐土。竭力辨认字迹的几位牧人或立或跪，环状的构图把人体与幽雅的风景组成诗一般和谐的世界。普珊晚年最杰出的作品是历史风景画《四季》，其中《冬季》尤其巧妙地选取了《圣经》中大洪水的场面，挣扎逃命的人群加强着阴冷凄惨的气氛。这位被认为最正统不过的画家其实是一位最勇敢的革新者，他那情景交融、饱含寓意的画风与画中反映出来的崇高思想境界，不愧是该时代一切画家的楷模。

    勒絮埃尔（1617—1655）的画使人难以相信他从未去过意大利。事实上，他的确没有离开过法国。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具有那种令人感到亲切可及的朴实自然。《朋友聚会》在气氛渲染上有卡拉瓦乔之妙，《三缪斯》又不乏卡拉奇的华美。德拉克罗瓦说得好：“要仿效勒絮埃尔的幽雅和朴素，就如同要效仿普珊构图的气魄与其完整性等优点一样，是极不容易的。”

    勒布仑（1619—1691）在造就法国统一艺术风格方面的作用是无人能比的。他１５岁入乌埃画室，２３岁又与普珊同赴罗马。在上述两位大师的指导下，他迅速掌握了该时代绘画技巧的精华。其油画代表作《塞古埃大臣》宏伟壮观。画中人春风得意，雍容华贵，服装与坐骑富丽堂皇，马侧的两排随从安排得错落有致，动态神情极具变化。无论是小幅的《牧人来拜》，还是巨幅的《亚历山大与波鲁斯》，都表现出画家在处理人物众多的场面时的游刃有余。他在担任首席宫廷画师的同时，还领导美术学院和戈伯兰壁毯厂，主持凡尔赛宫镜厅和卢浮宫阿波罗厅的装饰工作，建立起以普珊的古典主义为主，从意大利巴洛克艺术中汲取营养的官方风格。

    荣誉无加的勒布仑在暮年却由于米涅尔（1612—1695）的出现而暗淡无光。这位后起之秀从意大利一回国，便以妇女肖像和大幅天顶画闻名遐迩。他在瓦尔德格拉斯教堂绘制的《天堂》有200多个人物，是法国现存17世纪最重要的天顶画。《持葡萄的圣母》着笔精妙，人物的端庄纯洁与拉斐尔相比，也不多让。

    较之上述画家，瓦朗丹（1591—1634）和拉图尔（1593—1652）受卡拉瓦乔的影响要多一些。瓦朗丹很年轻时便赴意大利。他擅用黑色画出浓重阴影，并把乐师、卫兵、赌徒、吉普赛女人放入其中。《有算命者参加的聚会》、《音乐会》的浓郁生活气息和在人们心中激起的美妙质朴印象是无以伦比的。《所罗门的裁决》则把惊惶失色的母亲，恐怖万分的婴儿，凶神恶煞的武士，密切注意两位妇女反应如何的所罗门王画得栩栩如生。拉图尔以烛光火把作为其艺术表现的核心，富有独创性和神秘感。其构图往往能出奇制胜，手法的简练也令人惊讶不已。《玛德莱娜》冥思苦想的面部和扶着骷髅、代表善恶决斗的手在黑夜之中格外传神。《木匠圣约瑟》运用大角度透视，突出木匠前倾的头和用力的双手，而让其余的一切都淹没在阴影之中。几乎平涂而就的持灯小童的脸被造成画面极为奇特的繁简对比。《寡妇伊莱娜照料圣塞巴斯蒂安》是画家最后的作品之一，蓝色的衣袍似乎在火红的色调中发出震响，凝练概括的艺术处理，在对角线上对明暗、动态所作的安排，使气氛的悲壮达到极点。

    更加忠实于传统，不为意大利影响所左右的法国画家代表应推香拜涅（1602—1674）和勒南（Le Nain）兄弟（安东尼，1588—1648，路易，1593—1648、马修，1607—1677）。香拜涅生于布鲁塞尔，1628年定居巴黎，成为王后的画师。其肖像严谨，雄强，传神，令上流社会趋之若鹜。卢浮宫陈列的《男子肖像》和《画家之女神奇地恢复健康》使克洛埃父子奠定的传统发扬光大。勒南兄弟幼年生活在父亲的农庄之中，对农村有深刻了解和特殊感情。他们经常共同作画，署名勒南。其中路易成就最大，粗犷的农民形象，简陋的乡村环境在他的笔下发出迷人的魅力。《农民进餐》、《农民之家》虽无任何华美的颜色，却能感人至深。手法的朴素与画家感情所达到的崇高，除了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米莱、柯罗之外，可以说无人能及。《铁匠铺》、《干草车》（该画也可能是安东尼所作）根据画面需要，随心所欲地安排光线，和伦勃朗的《夜巡》有异曲同工之妙。

    洛兰（1600—1682）在意大利渡过平静的一生，其画同其人一样平和明朗。开阔的海平线总给天空留出巨大位置，近景则总是带有罗马式建筑、船只、人物的逆光海滨。《克娄巴特拉在塔尔斯登岸》、《乌里斯将克莉赛丝交还其父》、《圣保罗登舟》都以海空一色，宁静优美的画面令人赏心悦目。

    17世纪法国最伟大的雕塑家是性格可比米开朗基罗的普热（1622—1694）。他21岁时，便以绘画驰名意大利。30岁回到马赛之后，又立即以土伦城市政厅的女像柱一鸣惊人。他的浮雕《亚历山大与狄奥根》、群雕《米隆》、《帕西》、《安德罗梅达》皆坚劲雄奇，强烈夸张，充满激情与幻想，远远超越了古典主义的美学范畴，而成为浪漫主义的先驱。18世纪的法国绘画之所以取得公认的领衔地位，是由于它的画家把握住了时代精神。步入繁荣的欧洲正需要对女性彬彬有礼的交际往来，巧妙幽默的言谈举止和更加轻松的艺术风格。被称为罗可可的艳情艺术主宰了18世纪前半期，它以上流社会男女的享乐生活为对象，描绘全裸或半裸的妇女和精美华丽的装饰。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杜巴莉夫人的趣味左右着宫廷，致使美化妇女成为压倒一切的艺术风尚。它一方面不免浮华做作，缺乏对于神圣力量的感受；另一方面却以法国式的轻快优雅使绘画完全摆脱了宗教题材。愉悦亲切，舒适豪华的场景取代了圣徒痛苦的殉难，从而在反映现实上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它的主要代表是华多、布歇、弗拉戈纳。

    华多（Watean，1684—1721）少时贫穷，曾靠给画商临画维持生计。《舟发西苔岛》是其一生的转折点。它描绘一群情侣依依惜别地离开神话中的爱情之岛，返回现实生活之中，每个人物的姿态都被赋予了同爱情有关的象征意义。画家以理性驾驭感觉，运笔用色腾奇烁妙，树立了纤弱苗条的女性典型形象。华多绝大多数作品取材戏剧，《热尔桑画店》可算是一个例外。为了“活动活动手指”，而在几个半天之内画就的这幅杰作本是为其好友在圣母院桥上的画店作招牌的。画上有不同阶层的人物，卖画者的忙碌、认真和买画者的聚精会神都生动无比。它把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得如此真实，以至于人们看到装向箱内的油画像，就必然联想到“太阳王”统治的完结。华多的另一名画《小丑》原也是作招牌用的，画中主要人物是位流动剧团的演员。他身着白衣，麻木的外表掩盖着内心的悲怆。从该画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华多轻音乐一般的艺术总带有一缕淡淡的哀愁，而对于供人取笑的演员和一切艺术家的深切同情正是华多高出于其他罗可可画家的原因。

    布歇（Boucher，1703-1770）有神童之称，从意大利归国后，又倍受蓬巴杜夫人赏识，担任美院教授，首席宫廷画师，戈伯兰壁毯厂总监，真是一帆风顺。他技巧纯熟，画得迅速，不乏大幅作品，而且能运用明亮色彩和新颖手法使古典神话题材尽丽极妍。《沐浴的狄安娜》一画的女人体在景物的衬托下明亮耀眼，削弱素描明暗对比而加强色彩透明感的技巧使后来的印象派大受启发。《裸女（奥莫尔菲小姐）》动作的大胆和肉感近乎色情，床上鲜亮夺目的绸缎也最合路易十五宫廷的胃口，足以代表罗可可风格。在以神话为题材时，布歇往往有滥用玫瑰红和天蓝色的倾向，人物肤色的苍白和鲜红也浮于表面，但如果有真实对象在眼前，他的画面顿时出现勃勃生气，《午饭》、《带磨坊的风景》的作者和《维纳斯与武尔坎》的作者简直判若二人。

    弗拉戈纳（Fragonard，1732-1806年）是最受杜巴莉夫人关照的画家，擅于在妩媚的人物和华贵的服装上逞其逸笔。《秋千》一画中的少女故意踢落鞋子，要为他荡秋千的男士去拾，在取悦妇女上可谓登峰造极。《浴女》构图突兀，女人体似乎同云朵、树木、河流一起在急剧旋转，别致而诱人。《蒂波利小瀑布》更是戛戛独造，强光在晒台衣服上造成的点点闪光和丰富层次，甚至可和两个世纪以后的风景画相比。不过，弗拉戈纳最拿手的还是肖像，大块的厚色、飞舞的笔触与传统手法大相径庭，《狄德罗》、《读》、《舞蹈家吉玛尔》等画，至今仍以其潇洒奔放的手法而脍炙人口。

    勒莫依纳（1688—1737）和柯依贝尔（1688—1772）追随华多、布歇的风格，用神话题材壁画和粉红色的女人体装饰了巴黎大量的宫室和府第。前者的《赫拉克利斯与奥菲尔》和后者的《老人像》都表现出素描的精到和运笔设色的大胆沉着。

    法国肖像画从17世纪向18世纪过渡的代表是利戈（1659—1743）和拉杰埃尔（1656—1746）。利戈专为国王绘制标准像，其代表作《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很有气派。拉杰埃尔则给上层社会留影。他的代表作《画家及其妻女》把自己一家的亲密和谐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女肖像方面名重一时的纳吉埃（1685—1766）能把贵妇们画得漂亮，如《黛散伯爵夫人》。纳吉埃的女婿托盖（1696—1772）更能使贵妇们迷人，《王后莱金丝卡》堪称宫廷肖像少见的佳作。拉都（1704—1788）和佩罗诺（1715—1783）不但在油画上同他们不相上下，而且还使色粉画的逸韵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感觉敏锐，色调微妙，善于捕捉瞬间表情，在真实的基础上美化对象是他们的共同特点。随着罗可可风遭到猛烈抨击，艺术的美化逐渐让位于再现生活，以理性反对自由放任；以回归自然反对矫揉造作的风俗画、静物画取代了装饰画、历史画。

    开辟风俗画新路的格勒兹（1725—1806）在1761年沙龙展出《乡村的订婚》，大获成功，它真实地展现了法国农村家庭最重要的事件。画中小伙子送聘金时的恭敬，姑娘内心的喜悦和外表的腼腆，公证人的全神贯注，小妹妹的难舍难分，大姐的满腔妒忌使狄德罗欣赏不已，认为“画上的每个人都恰如其位”。格勒兹极重题材的选择，《父亲的诅咒》、《被惩罚的儿子归来》、《打破的水罐》都以出色的艺术语言，巧妙地宣扬了资产者的道德观念，受到公众的盛赞。不过，这位“提倡贞操的画家”从1780年起，便几乎专门致力于肖像画了。他感情真挚，笔调灵妙，色彩透明。《送奶女》、《小鸟死了》把平凡人家女孩的心灵画得纯洁高尚，使宫廷肖像相形见绌。

    在万事崇尚奢华的路易十五时代，夏尔丹沉穆凝重的静物画愈显醇美动人。画家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碟子、鱼、水果、面包这些极其普通的东西，从中发掘深藏的美。人们司空见惯、以致不屑一顾的物品被点石成金地赋予了隽永深长的诗意。它们是《铜水罐》、《乐器》、《厨桌》、《蛋糕》、《带高脚杯的静物》。夏尔丹的人物画同样浑博精深，《祈祷》只画了一位母亲和两个儿童，便充分展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境遇和品格情操。《集市归来》的那位家庭主妇正靠着油亮的旧橱柜，喘着粗气，笔调的自然和质感的逼真使人们很容易地感受到画中的温暖、生命、时代气息，而这却是其他静物画家和风俗画家望尘莫及的。

    在风景画上值得一提的是威尔奈（1714—1789），《灯塔》、《洛托之桥》在手法的大胆和色彩的明亮上，远远地超过了那一时代，说它们预示着柯罗的意大利风景并非溢美之词。罗伯尔（1733—1808）描绘罗马遗迹的风景使古代废墟带上真实美丽的天空。《戛尔桥》构图的巧妙和运用色调对比抒写晚霞的新颖手法表现出他过人的敏感。

    雕塑家彼加尔（1714—1785）突破了法国传统的典雅稳重，塑造出动作和表情比较强烈的形象，《绑鞋带的墨丘利》有即将腾空而去的轻盈。法尔科内（1716—1791）以《音乐》、《冬》得到蓬巴杜夫人的喜爱，成为塞维尔雕塑工厂的负责人。他最擅于把坚硬的石头变作冰肌玉肤的女人体。尖尖的、带着娇媚动作的手足是其作品的重要标志。

    年青时得到彼加尔指导的乌东（1741—1828）是使石像具有精神和生命的大师，他塑的狄安娜是那样无拘无束地跳着，神韵悠然地沐浴着阳光。狄德罗、卢梭、米拉波、伏尔泰、华盛顿、弗兰克林也都经他手而神采飞扬。其中，《伏尔泰坐像》尤享盛誉。伟大思想家的双手神经质地按着椅把，身躯微微前倾，智慧而狡狯的目光似乎要穿透面前的一切，在不可数计的18世纪雕像中，以它作为法国的代表，无疑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