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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下的历史--浓缩80年来世界发生的大事
1、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啤酒馆暴动
2、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股市大跌，经济危机爆发
3、1938年11月9日，纳粹水晶之夜
4、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5、1944年6月6日，D－DAY，盟军诺曼底登陆
6、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
7、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
8、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演讲
9、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
10、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遇刺
11、1968年6月5日，罗伯特·肯尼迪遇刺
12、1969年7月20日，内尔·阿姆斯特朗蹬上月球
13、1979年5月3日，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10号
14、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
15、1989年11月9日，推倒柏林墙
16、1990年2月11日，南非政府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17、1997年8月31日，黛安娜车祸
18、2001年9月11日，世贸遭遇袭击
19、2005年8月20日，超级女声：中国娱乐和快乐的一场革命
可不可以把“超级女声”作为一个历史事件:
新闻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凝固的新闻。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随时发生，只有一小部分成为新闻，只有极小部分载入历史。出于这种原因，对历史事件向来存在一种神圣化倾向，人们习惯于从其中发现某种“意义”。
从众多的事件中筛选出新闻和历史，需要一种标准。
对于不同的书写者来说，标准是各不相同的。但有一种标准似乎最为常用，那就是看事件被关注的程度。按这一标准，最近有一件事情，不仅早已成为新闻，也极可能被载入历史，那就是湖南卫视推出的“超级女声”节目，以及由此引发的巨大社会影响。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发掘“超级女声”之“意义”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中。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当中，有几位是我的朋友。据我所知，他们都是非常严肃的人，这一次也不例外。比如说，有一位仁兄认为，“超级女声”作为一种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粉丝们对大赛的参与包括发表意见，表达自我，以及要求公正、透明的规则。在大赛的各个阶段，他们已经极其重要到决定了比赛的进程，这体现了权力、权威与公众意愿之间的抗衡与妥协，是公民社会自发秩序形成的代表性事件。另一位仁兄则认为，“超级女声”的短信投票平台是一种民主实践，由于参与者大多是年轻人，此种参与行为将培养他们的民主意识和行为习惯。
这些严肃的发现让我哑然失笑。在我看来，“超级女声”从开始到结束，仅仅就是一档娱乐节目，不管有多少人参与，或者以何种方式参与，它仍然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游戏。我的朋友们从中发现的这些宏大“意义”，与“超级女声”根本扯不上边。
只不过他们太需要发现这些意义，为了发现这些意义，他们太需要一个案例。“超级女声”之所以被他们捕获，只能证明他们渴求案例的时间太长，已经达到饥不择食的程度而已。
无论公民社会还是民主程序，都是一个政治学领域的公共问题。所谓公共问题，并不等于有很多人参与的问题。比如商业合同，无论签署同一份契约的人有多少，就契约本身而言，它是一份私人文件，而不是公共事件。所谓公共问题，说得最通俗易懂，就是那些你无法通过个人选择来逃避的问题。
假如在一个地方，只有一个电视频道，舍此之外你别无选择，那么这个频道的节目安排就成为公共问题。
假如有一种生活必需的物品，它的供应是管制垄断的，那么这种物品的定价与分配方法就成为公共问题。
但是“超级女声”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不具备足够的公共性。作为观众，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节目，在遥控器上点一下就可以换台。作为选手，如果你不愿意服从游戏规则的安排，你完全可以拒绝报名或者随时退出。作为投票者，如果你不信任机制与程序的公正性，你大可以拒绝参与并且鄙视之。一句话，这档节目的存在可以与你完全无关，你是否与之发生任何联系，完全在个人选择的控制范围内。
对于公共事件和非公共事件，适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规则，形成的是彼此基本无关的传统。比如那几位仁兄津津乐道的民主程序，在很多国家早已成为公共传统，但是这些国家的公司，恐怕无一例外的采用内部独裁的管理机制。而反过来也是如此，一档娱乐节目中的权力抗衡也罢，妥协机制也罢，投票程序也罢，对于公共领域的传统形成或制度演进，到底有没有影响，我所持的是彻底怀疑的态度。